围绕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期“有没有真正抗日”这一问题，网络上的纷争一直比较激烈。
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想和大家讨论这样一个话题——面对来势汹汹且气焰嚣张的日本军队，为什么国民党军队总是“输多赢少”？换言之，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屡战屡败，内部究竟存在着哪些致命问题？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从未成为“国家军队”
进入1935年后半年，在德国军事总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以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试点部队，全面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和改编。
截至1937年初，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合计有30万人，大约占到了国民党军队总人数的1/5。其中，约有8万人装备着德制自动武器与摩托，同时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进行军事训练。这支部队，被后世统称为“德械师”。
实际上，在淞沪会战爆发前夕，驻扎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接受德国顾问培训并配置了最先进武器的“德械师”，一直处于跃跃欲试的备战状态——即便这支精锐部队，“在战术、后勤和管理技能等方面依然还是过时的”——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普通士兵，个个都信心十足。
但令蒋介石感到绝望的是，在淞沪会战爆发后的几个月间，国民政府“在过去十年间所得到的有限度的人和装备的改善，几乎迅速化为乌有”。
具体而言：
截至武汉会战结束的1938年10月，至少有1/3（有人估计高达2/3）的中央军损失在了上海和长江下游的战斗当中，德械师几乎全军覆没；在1929—1937年间从中央陆军军官军校（黄埔军校）毕业的大约25000名青年军官当中，至少有10000人殒命沙场。
其直接结果就是，国家军事与政治权力的天平，开始从中央政府一方逐渐向李宗仁、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一方倾斜。
为了挽回“颓势”，蒋介石不仅对中央军进行了扩编，还极力“削弱”地方实力派。只要有可能，他就不断将非嫡系的地方军投到与日军的作战一线，同时将中央军作为预备队，以保存自己的人力与宝贵的装备。
实际上，无领袖、无名将、即战力有限、装备低劣且人数众多的川军，一直被其视为“最好的炮灰”。
在蒋介石的苦心“经营”下，在1941年时，中央军的数量已经恢复到了30万的水平；截至日本投降之前，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65万。
除此之外，蒋介石总是将更好的武器与装备分配给中央军。
例如在1944年，重庆政府的代表“强烈抗议美国政府将一批更好的武器装备划分给了在衡阳与日军苦斗的薛岳”。原因很简单，薛岳并非是蒋介石的嫡系。
对于蒋介石的“小九九”，地方实力派自然心知肚明。因此，他们都不愿意在前者的政治野心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力量。
比如在1939年5月的随枣会战中，一支规模较大的日军部队正处于粮食和弹药短缺的窘境当中。但是，基于保存实力的需要，桂系出身的李品仙并没有发动大军将其彻底聚而歼之。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不信任，深深地影响了中央政府制定的战场计划以及对日作战的全面战略。对此，陈诚在1938年就强调，各军有必要“消除私利观念，把所有军队都变成真正的国家军队，彻底消除自存自保的错误想法”。
但现实情况是，这一“错误想法”从未得到有效修正。要知道，蒋介石本人就是任人唯亲的代表。
比如美军顾问发现，“尽管有少数将军有着与生俱来的才干，称得上是具有真正才能的指挥官。但令人遗憾的是，身为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很少充分信任并使用他们”。原因很简单，“与军事才能相比，忠诚似乎更为重要”。
史迪威不仅称赞白崇禧“也许是这支军队中最有才干的军官之一”，还一度建议国民政府任命他担任参谋总长一职。但是，蒋介石怎么可能会容忍一个桂系出身、曾经与自己兵戎相见的“死对头”，担任这一具有实际权力的重要岗位呢？
实际上，即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军的高级将领们不仅“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而且“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
因此，蒋介石一再要求国民党军队“务必要精诚团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毕竟，“倘若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凶顽狡猾的匪军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
讽刺的是，直到他在败退台湾的1949年，这一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原因很简单，“蒋介石依然还是那个蒋介石，从来都没有变”。
“不会打仗”的军官
在抗战期间，无论是高级指挥官还是基层军官，他们的表现一直被更为老练的西方军事顾问们所诟病。当然，前者受到的批评更为严厉。
在1944年接任史迪威就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曾指出，“他们的军官是无能的、不称职的、没有训练的、器量狭小的，总之是缺乏效率的”。
具体而言：
军队的参谋工作和管理官僚化，常常不切实际，他们的混乱和糊涂的计划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即使计划准备好了，战场指挥官独自行动的倾向、他们与其他指挥官合作的勉强，以及他们保存自己实力的愿望，常常将使计划归于失败。
另外，军官们缺少进攻性是出了名的。
对此，美国人将之归结于“缺乏体系化的军事教育”。
实际上，抗战爆发初期投入战场的中央军基层军官，主要毕业于1924—1926年，具体的受训时间少的不足六个月，多的也不过一年左右，训练时间存在严重不足。
再加上训练大纲“都是初级水平的”，这就使得他们“很少从管理、教育或军队的专门部门的轮岗中有所收获”。
可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国军序列中，他们已经是“精英级别”的存在了。
尽管在此后的八年间，各大军事院校都在不断地输送新的军官。但是，他们的个人素质完全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
对此，苏联顾问卡尔亚金的笔记给到了答案：
1939年的军校教官们几乎都不具备什么实战经验，他们既不使用装备也不进行实际演习，教学完全依靠讲授；炮兵学校也使用类似的教育方法，尽管它有一个训练团，但也只能向学员们提供射击和隐蔽的一些实际经验。
这样的结果，正如美军顾问们所看到的那样，“基层军官们经常无视工作当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他们“会忽视武器和装备的维护，轻视隐蔽或伪装他们的位置，甚至会沿着山顶安置枪手，情报的搜集和保密工作都显得非常随意”。
更为讽刺的是，即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军官的战术素养，似乎依然没有什么长进。
对此，蒋介石在1948年1月的公开谈话中痛心疾首地表示，他们“不用脑筋，不肯研究。无论对于什么问题，总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至于办事，则更是敷衍表面，不求贯彻。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军人的脑筋真是在睡觉了。”
他还指出，无论是高级将领还是基层军官，大部分都是在“打糊涂仗”。展开来说“既不研究学术和典范令，也不注意侦察敌情和地形，随便拟定计划，随便颁发命令，而不能缜密研究，切实准备，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专业技能。”
尤其是高级将领，他的批评可谓丝毫不留情面：
你们今天作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如果照你们（高级将领）的精神道德，学术能力，以及知己知彼的程度而言，那我们今天早就应该被匪军打败了。
羸弱、缺乏训练的新兵
与基层军官相比，西方顾问对普通士兵的评价还是较高的。史迪威曾指出，“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他们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不过话说回来，基层官兵的待遇以及伙食水平普遍是非常差的。因此，他们“普遍缺少有效率地作战的能力和士气。”
进入1941年以后，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到了最残酷的阶段。在中国，适龄应征男性的资源渐趋枯竭。不得已，“拉壮丁的行为充满了整个国家”。
对于这些可怜的“壮丁”而言，最初几个月的生活是特别艰难的。
一般情况下，他们会被赶到“接受中心“接受军事训练。鉴于资金有限、官吏腐败以及纯粹的麻木不仁，“接受中心”的状况常常是令人吃惊的。
对此，一位叫做莱尔·鲍威尔的美国上校军医官，对1945年2月贵阳附近的这样一座“兵营”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们首先来到了所谓的医院，它的房屋是一个长长的泥土地面茅草屋顶的棚子，它的四壁实际上都已不存在了，可能是用去烧火了。
大约有七八十人躺在棚内的木板上，两三人盖着杂色的旧大衣，其余的人只有衫衬、裤子，或光着脚或只有草鞋。
为了取暖，他们尽可能紧地躺在一起。他们病得太厉害以至于不能起床大小便因此，那里的肮脏令人难以置信。
当我边走边看这些人时，我看到好几个人已经死了，有的已经像他们睡的木板那样僵硬。有的明显已濒临死亡，其他一些人则处于各种不同的可疑的兴奋阶段。
蒋介石在1945年参观了一个“接受中心”之后，气得直接下令将兵役署负责人、接受中心的指挥官以及一些低级官员就地枪决。
但是，这样的补救措施依然起不到什么作用。由于体质虚弱，不少新兵尚未进入战场，就成为了饥饿与疾病的牺牲品。一些病得不能再走的新兵，甚至会被护送兵们乱枪打死。
数据显示，在1943年征集的167万人当中，有高达44%的人在赶往前线部队的途中死去或逃走。
在经过极为简单的医疗检查后，他们通常会被分配到补充单位，接受三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
只不过，由于财政短缺或战场对补充部队的迫切需要，这些“壮丁”的实际训练时间通常要比大纲规定少得多，一些新兵甚至未经训练就被直接送到了前线，“几乎与送死无异”。
由于害怕新兵脱逃，护送者们居然将他们作为俘虏一样对待，用绳索把他们串在一起。对此，很多负责征兵的高级官员们对此悲叹不已。当然，也有人表示，“新兵的眼界狭隘，他们不能理解服役的重要性。不得已，自己只能采取这种权宜之计。”
饥饿、腐败与疾病横行的军队
但对于这些“幸存”下来的新兵而言，厄运才刚刚开始。实际上，饥饿、寒冷与疾病带来的伤害，甚至比日本人还要致命。
就食物来说，他们只能得到一点儿米粥；至于饮用水，他们甚至不得不从路边的水坑中饮取，这是腹泻的一个普遍原因；到了冬天，很多士兵根本领不到棉衣，只能穿着同一件制服度日。
当然，这可以归咎于政府提供的经费不够，但更常见的理由是，负责此事的官员们为了私利，“榨”去了大部分口粮。
根据美军的记录，中央军的部队每天分配有24盎司米（约合680克），每月有足以买一磅（约454克）猪肉的钱（至于地方部队的配给量，大概率要比这少得多）。
但是，管理链条中的腐败，使得肉、盐和油很快就从士兵们的伙食中消失了，他们只能得到一点煮熟的蔬菜。
由于口粮不足，士兵们不得不化身为“清道夫”，从“任何他们所经过的村庄或碰到的农民那儿偷东西”。因此，老百姓们把国军士兵视如瘟疫一般的存在，一见到他们就迅速逃之夭夭。
比如在1944年豫中会战期间，当汤恩伯的部队在日军面前退却时，使用粗陋的武器以及农具武装起来的中国农民，居然主动向他们发起了攻击。资料显示，他们合计解除了估计约5万名士兵的武装，甚至杀死了一些骄横跋扈的官兵。
到了战争后期，大多数国军士兵都蒙受营养不足的痛苦，这严重地影响了他们作为士兵而行动的能力。
1944年10月，当魏德迈将军正式就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时，首先就将注意力放在了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上。
然而，在一个月内他就惊讶地意识到，很多饥饿的士兵甚至根本无力完成远距离行军。
除了饥饿之外，基层士兵的卫生状况同样令人担忧。
他们领不到肥皂，军营里没有任何洗澡设备，很多伙房居然设置在了厕所旁边，再加上饮用水很少煮沸，使得许多士兵都患上了传染病。
在众多疾病当中，疟疾的杀伤力是最强的。随着士兵的大范围流动，这种主要流行于华南的疾病，一度扩展到了北方省份。
由于治疗与预防疟疾药物奎宁的短缺，大批官兵要么发烧、要么发抖、要么头痛、要么呕吐，几乎无法加入作战。
通常情况下，大部队在上战场之前，每一个士兵都应该领到奎宁，以备不时之需。但现实情况是，因为这样那样的“紧急情况”，很多人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奎宁是何物”。
除了疟疾之外，其他常见的病害是肠胃病和皮肤病。就拿痢疾来说，因为官兵无知与缺少药物，常常产生致命的结果；疥疮和热皮疮也是常见的，如果士兵们在夏季脱下他们长长的棉衣冬制服，他们的腿上的脓疱便明显可见。
疾病和营养不良，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在1945年西南地区的作战中，美国的军事观察家们发现，在一次短距离的徒步行军中，“第13军居然有大批人掉队，许多人由于极度饥饿处于垂死状态”。
实际上，国军的医疗条件也以极端糟糕著称。
一份军医杂志在1938年谴责说，可怜的国军伤兵们，经常自己挣扎到铁路上的兵站寻求帮助。因为无法得到有效救治，他们的伤口很快就爬满了蛆子；由于没有包扎所或食物供应站，一些伤兵“因饥饿和伤就死在路边”。
客观地说，医生数量的稀缺，是出现这一窘境的直接原因。
尽管国民党军队对外宣称有28000名“医生”服务于医疗部队，但大多数人都是不“合格”的。他们要么是担架员，要么是战地护士，要么是毕业不久、毫无临床经验的学生。
比如美军上校军医官莱尔·鲍威尔在1944年发现，在拥有3个师的第46军的主任军医官，是一个缺少临床经验的短期军医学校的毕业生。
实际上，国军上下只有1000—2000个合格医生而已。
这就意味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医生需要“负责”1700—3400名基层士兵的治疗工作。作为对比，英军的这一数据为210人，美军为150人。
至于担任辅助工作的担架员，比医生还不称职。
他们要么是“最无知或最虚弱的士兵”，要么是雇佣或强征来的平民。一旦战斗打响，很多人只会逃之夭夭，根本不会涉险参与救治。
除此之外，国军的战地医院里面，“不仅严重缺乏床铺，也很少配有毯子、床单，这里只有少量的绷带纱布，很少的药物，几乎没有任何消毒器具、手术室设备、电灯、手术台或X光机”。
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腐败透顶的大小官员们“擅自卖掉了那些能够搞到手的数量极为稀缺的药品”。有资料显示，很多用于基础治疗的注射药水，要么里面掺了水，要么干脆就是假货。
尾声：不反省的代价
总而言之，因为食物不足和待遇很差，越来越多的国军官兵们已经对战争不再有什么热情了。
在全面抗战的8年间，国军中的一半——大约有800多万人“原因不明地消失了”。可以推测，一些人死于疾病，但也有相当高比例的人提前开小差了。
实际上，进入40年代以后，国军就已经处于一种近乎崩溃的可怕状态——无论它在战争初期对日作战中取得多大的成就，至少在1942年后，已经明显地无能力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用何应钦的话来说，军队已处“疲惫之余”。
即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军的各级军官不仅依然对麾下的士兵不闻不问，还肆无忌惮地克扣军饷，甚至很难找到一支“有充足的衣食以及良好的医药条件的部队”。
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蒋介石一度发出了“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的感慨。
出于缓和部队气氛与鼓舞士气的双重需要，蒋介石多次要求高级军官们“必须与部队同吃、同穿、同住”，但并未取得什么实际效果。
总而言之，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屡战屡败，本质上是这个政府在政治、军事乃至经济等领域的弊病所引发的“病发症”的直接后果。
基层官兵之所以士气低落，农民之所以抵制纳税、拒服兵役，都是因为这个政府从未落实那些能够唤起他们去打仗、来相助的政策；
官僚系统之所以腐败无能，无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建立的政治体系中，他们基本上可以免受外界的批评和压力的影响。
毫不客气的说，蒋介石自己设立的政治机构以及制定的国家政策，是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兵败如山乃至统治最终崩溃的真正原因。